断裂的整体性：分科科学冲击下文物认知的降维困境
记者：吴才臣
华夏文明的 “道术器用” 从来不是孤立的四字概念，而是一套 “体用不二” 的完整思维体系 ——“道” 为体，“术器用” 为用，体用同源、相互贯通，构成了理解万事万物（包括文物）的底层逻辑。当西方分科科学以 “拆解 - 分析 - 归类” 的思维范式进入中国，这套整体性框架被强行割裂为互不关联的碎片：“道” 被归为玄学摒弃，“术” 沦为单纯的技术工艺，“器” 变成孤立的物质标本，“用” 仅被解读为实用功能。这种 “四分五裂” 的认知革命，不仅导致华夏文化的精神内核逐渐流失，更直接造成了对文物古董的认知降维 —— 我们越来越能精准检测文物的材质年份，却越来越难读懂器物背后的文化基因；越来越擅长辨别工艺的真伪，却越来越难理解其承载的文明密码。
西方分科科学的核心思维是 “还原论”：将复杂事物拆解为独立的部分，通过分析局部来认知整体。这种思维范式进入华夏文化场域后，对 “道术器用” 的整体性造成了根本性冲击：
· “道” 的剥离：分科科学以 “可实证性” 为标尺，将 “道” 所承载的哲学精神、文化内核、时代思想，排除在 “科学认知” 之外。在文物研究中，“道” 不再是解读器物的核心钥匙，反而被视为 “主观臆断”，取而代之的是对材质、工艺、形制等 “客观指标” 的单一追捧。比如对商周青铜礼器的研究，西方考古学更关注铜锡比例、铸造遗址、年代测定，却忽略了 “敬天法祖” 的礼乐之 “道” 才是器物存在的根本前提 —— 失去 “道” 的锚点，青铜鼎便沦为单纯的 “古代金属容器”，其作为礼器的文化重量被彻底消解。
· “术” 的孤立：分科科学将 “术” 从 “道 - 器 - 用” 的关联中抽离，沦为纯粹的 “技术手段”。在文物鉴定中，古玉的 “游丝毛雕”、瓷器的 “裹足支烧”，仅被视为 “工艺特征” 来用于断代，却无人追问：古人为何选择这种 “术”？这种 “术” 如何承载 “道” 的精神？比如汉代 “汉八刀” 的简洁刀法，并非单纯的技术选择，而是 “黄老思想”“天人合一” 之 “道” 的体现 —— 刀工的利落、造型的简约，呼应着汉代文人对 “自然本真” 的追求。分科思维下，“术” 变成了无灵魂的技术符号，失去了与文化内核的关联。
· “器” 的割裂：分科科学将 “器” 拆解为形制、材质、纹饰等独立模块，进行分类研究，却割裂了其与 “道”“术”“用” 的内在联系。西方博物馆对中国文物的陈列方式便是典型：青铜器按 “礼器、兵器、用器” 分类，瓷器按 “窑口、年代” 排列，书画按 “作者、流派” 划分，这种分类看似清晰，却彻底割裂了 “器” 与时代文化、社会生活的关联。比如曾侯乙编钟，在分科逻辑下，音乐学家研究其音律，冶金学家分析其材质，考古学家考证其年代，却很少有人将其置于 “战国礼乐制度” 的整体语境中 —— 它的 “器” 形设计、“术” 法铸造、“用” 途演奏，都是 “礼治之道” 的集中体现，割裂之后，编钟便成了孤立的 “古代乐器”，而非承载战国社会秩序的文化载体。
· “用” 的窄化：分科科学将 “用” 窄化为 “实用功能”，忽略了其背后的社会意义、礼仪价值与文化象征。在文物解读中，汉代耧车仅被视为 “提高耕作效率的农具”，却忘了其 “用” 是为了适配 “重农抑商” 的治国之 “道”；明清吉祥纹饰的瓷器，仅被解读为 “市民审美趣味”，却忽略了其 “用” 是承载古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 “中庸之道” 在日常生活中的具象化。这种对 “用” 的窄化解读，让文物失去了与社会文化的深层联结，沦为单纯的 “古代生活用品”。
“道术器用” 的割裂，本质上是文化认知维度的坍塌 —— 从 “立体的整体认知” 降维为 “平面的碎片认知”，这种降维直接导致了文物解读的三大困境：
· 只见 “器” 而不见 “道”，文化价值被矮化：当代文物鉴定往往陷入 “技术主义” 的陷阱，过度依赖科技检测（如热释光测年、成分分析），却忽略了器物的文化内核。比如对宋瓷的鉴定，科技能精准判断胎釉成分是否符合宋代标准，但无法判断这件瓷器是否契合宋代 “平淡天真” 的审美之 “道”—— 后世仿品或许能在 “器” 与 “术” 上高度复刻，却永远无法复制宋代文人的精神境界。这种鉴定本质上是 “真伪判断” 而非 “文化解读”，导致大量文物的文化价值被严重矮化，我们只知道 “这是一件宋代汝窑”，却不知道 “它为何是宋代汝窑”“它承载了宋代怎样的精神世界”。
· 只懂 “术” 而不懂 “用”，工艺逻辑被误解：分科思维下，工艺研究与功能研究被割裂，导致我们对古人工艺选择的逻辑产生误解。比如新石器时代玉器的 “线切割” 技术，传统认知中，这是 “道 - 用” 统一的选择 —— 当时 “天人合一” 的 “道”，要求器物制作顺应自然材质，“线切割” 的不规则痕迹，正是 “顺势而为” 的体现；而分科思维仅将其解读为 “技术落后” 的产物，却忽略了古人为何不追求 “规整切割”—— 因为在 “用” 的层面，玉器是祭祀礼器，“自然天成” 的工艺痕迹更能体现对神灵的敬畏。这种误解，让我们失去了对古人 “术为用服务、用为道承载” 逻辑的理解。
· 只知 “形” 而不知 “义”，历史语境被剥离：分科科学对 “器” 的形制、纹饰进行碎片化分类，却剥离了其背后的历史语境。比如商周青铜器的兽面纹，在分科研究中，仅被视为 “装饰纹样”，学者们热衷于考证其 “原型是老虎还是牛”，却忘了其 “义” 在于 “祖先崇拜与王权象征”—— 在 “敬天法祖” 的 “道” 与 “祭祀之用” 的双重语境下，兽面纹是沟通人神的媒介，而非单纯的美学设计。当纹饰失去了历史语境，文物便成了无意义的 “古代艺术品”，我们无法理解其在当时社会中的核心角色，自然也就 “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华夏文明的独特性，恰恰在于 “道术器用” 的整体性 —— 它不是四个独立概念的叠加，而是 “道统摄术、术成就器、器服务用、用印证道” 的闭环逻辑。这种整体性，正是解读文物的核心密码：
· 商代青铜鼎的 “道” 是礼乐制度，“术” 是范铸法，“器” 是厚重形制与兽面纹，“用” 是祭祀礼天 —— 四者合一，才让鼎成为 “国之重器”，承载着商代的社会秩序与精神信仰；
· 宋代汝窑的 “道” 是程朱理学的 “格物致知”，“术” 是 “玛瑙入釉”“裹足支烧”，“器” 是天青釉色与简约器形，“用” 是文人雅士的日常饮茶 —— 四者贯通，才让汝窑成为宋代审美精神的极致体现，“一片值千金” 的背后是文化价值的凝练；
· 曾侯乙编钟的 “道” 是战国礼乐之治，“术” 是精准的音律设计与青铜铸造，“器” 是复杂的编组形制，“用” 是宫廷礼乐演奏 —— 四者统一，才让编钟成为 “古代礼乐文明的活化石”，其价值不仅在于工艺精湛，更在于它是战国社会秩序的物质载体。
当 “道术器用” 被四分，我们便失去了这把密码钥匙 —— 用西方分科的 “技术视角” 解读青铜鼎，只能看到金属工艺；用 “美学视角” 解读汝窑，只能看到釉色器形；用 “乐器视角” 解读编钟，只能看到音律结构。这种碎片化的解读，永远无法触及文物的文化本质，因为华夏文物的核心价值，从来不是单一维度的 “技术”“美学” 或 “功能”，而是 “道术器用” 所承载的完整文明体系。
文化的衰落从来不是外力冲击的必然结果，而是自身认知框架的放弃。要破解文物解读的 “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核心不在于否定分科科学的价值，而在于在其基础上，重建 “道术器用” 的整体性思维 —— 让分科的 “术” 服务于整体的 “道”，让孤立的 “器” 回归完整的 “用”：
· 在鉴定实践中，科技检测应成为 “术” 与 “器” 的验证工具，而非唯一标准。当热释光测年确认一件瓷器为宋代，我们更需追问：它的釉色是否契合宋代 “天人合一” 之 “道”？它的器形是否适配宋代文人的 “用” 途？它的工艺是否符合宋代的 “术” 法传统？唯有四者印证，才能真正读懂这件文物的文化内涵；
· 在学术研究中，应打破学科壁垒，建立 “文化整体论” 的研究范式。考古学、材料学、历史学、哲学应相互贯通 —— 考古学家发现的青铜礼器，需要历史学家解读其礼仪语境，哲学家阐释其精神内核，材料学家验证其工艺逻辑，才能还原器物的完整历史面貌；
· 在文化传承中，应重拾 “道术器用” 的思维智慧，让当代人理解华夏文明的整体性本质。文物不仅是 “古代的东西”，更是 “道 - 术 - 器 - 用” 的活态载体 —— 通过青铜器，我们能读懂商周的礼乐之道；通过宋瓷，我们能体悟宋代的审美之术；通过古农具，我们能理解古代的民生之用。这种整体性认知，才是文化传承的核心，也是文物真正的价值所在。
西方分科科学为我们提供了精准认知文物 “器” 与 “术” 的工具，但我们不能因此放弃华夏文明特有的 “道术器用” 整体性框架。文物的 “所以然”，从来不在单一的材质、工艺或形制中，而在 “道统摄一切” 的文化逻辑里 —— 当我们能重新以 “整体性” 视角看待文物，既能用科技手段验证其 “真伪”，又能用文化框架解读其 “意义”，才能真正实现对华夏文明瑰宝的 “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这种认知的回归，不仅是文物鉴定的升维，更是华夏文化根脉的重建 —— 唯有守住 “道术器用” 的整体性，才能让文物真正成为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文化桥梁，让文明的基因代代相传。
四川采编中心记者：吴才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