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和谐，远离战争：人类共同体的未来愿景
世界和谐，远离战争：人类共同体的未来愿景
记者：李进华
一、战争的伤痕：历史记忆与集体创伤
战争，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恶魔，它的阴影从未真正从我们的天空消散。从古代部族间的石块与棍棒，到现代战争的无人机与精确制导导弹，武器的形态不断演变，但战争的本质始终如一：它以暴力为语言，以生命为代价，以毁灭为结果。
站在历史的制高点回望，20世纪被称为“战争的世纪”，其残酷程度前所未有。两次世界大战吞噬了上亿人的生命，改变了全球的政治版图，也在人类集体意识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广岛和长崎的蘑菇云，不仅毁灭了两座城市，更在人类心灵深处投下了核时代的永恒阴影。二战后的几十年里，虽然没有爆发全球性大战，但地区冲突、代理人战争、恐怖主义与反恐战争，如幽灵般在世界各地徘徊，从未停歇。
战争带来的不仅是即刻的伤亡，更有代际传递的创伤。幸存者身上的伤痕，不仅是物理的残缺，更是心理的破碎。被战争摧残的土地，即使建筑物得以重建，但社区的裂痕、信任的崩塌、文化的断层，往往需要数代人的时间才能缓慢愈合。叙利亚、阿富汗、乌克兰等地的当代冲突，仍在不断制造新的难民、新的孤儿、新的废墟和新的仇恨。
二、战争的多重面孔：理解冲突的根源
要真正“远离战争”，首先必须理解战争的复杂成因。战争从来不是单一因素的结果，而是多重力量交织作用的产物：
经济层面：资源争夺是战争最古老的驱动力之一。从古代争夺水源和肥沃土地，到现代争夺石油、矿产和战略通道，稀缺资源的控制权常常成为冲突的导火索。经济不平等、贸易失衡、贫富差距扩大，也为社会内部和国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埋下隐患。
政治层面：权力斗争、意识形态对立、领土争端、民族主义情绪，都是战争的常见催化剂。地缘政治的博弈往往将小规模冲突放大为区域乃至全球性对抗。历史上，许多战争都是在“国家安全”“民族利益”的旗帜下发动的，而这些概念的界定往往带有极强的主观性和历史偶然性。
文化心理层面：身份政治的极化、历史恩怨的记忆、宗教教义的曲解、民族主义的煽动，都能在人群中制造“我们”与“他们”的二元对立。这种对立一旦形成，就容易将对方“非人化”，为暴力行为提供心理正当性。社会学家发现，群体间的暴力往往始于语言的暴力——当一方将另一方污名化、妖魔化，物理冲突往往只是时间问题。
结构性层面：全球军火贸易、军事工业复合体、战争利益集团，构成了推动战争的经济结构。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2023年全球军费开支已超过2.4万亿美元，达到冷战结束后的最高水平。庞大的军事产业不仅消耗了本可用于民生发展的资源，其自身也存在维持需求的惯性，甚至可能暗中推动紧张局势以维持利润。
三、和谐世界的哲学基础：东方智慧与全球伦理
“世界和谐”并非天真的乌托邦幻想，而是有着深厚哲学基础和现实可能性的愿景。东西方文明中，都存在倡导和平共处的思想资源。
中华文化中的“和”哲学：儒家提出“和为贵”“和而不同”，强调在差异中寻求和谐；道家主张“道法自然”“不争之德”，提倡顺应规律而非强加意志；墨家倡导“兼爱”“非攻”，主张普遍的爱与反对侵略战争。这些思想构成了中国和平文化的基因，也为处理国际关系提供了“对话而非对抗，合作而非冲突”的智慧。
印度文明中的“非暴力”原则：从耆那教的“不害”原则，到佛教的慈悲理念，再到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印度文明为人类提供了通过和平抵抗实现社会变革的范例。甘地曾说：“以眼还眼，只会让全世界都变成瞎子。”
西方思想中的和平传统：从康德的《永久和平论》提出共和制国家联盟的构想，到启蒙思想家倡导的普遍人权；从基督教“化剑为犁”的预言，到现代国际法体系的建立，西方文明也在不断探索避免战争、建立秩序的制度路径。
全球伦理的构建：1993年芝加哥世界宗教议会发布的《全球伦理宣言》提出，不同文明和宗教共享着“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金规则。这一共识为跨文化对话与合作提供了伦理基础。在全球化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日益成为国际共识：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网络安全等全球性挑战，需要各国超越分歧，携手应对。
四、通往和谐的制度路径：国际治理的演进与创新
远离战争、实现和谐，不仅需要理念的倡导，更需要制度的保障。20世纪以来，人类在国际治理方面进行了诸多探索：
联合国体系的建立：尽管存在诸多局限，但联合国仍然是当今世界最具普遍性和权威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宪章》开宗明义：“欲免后世再遭战祸”，确立了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禁止使用武力等原则。联合国安理会、大会、国际法院以及教科文组织、世卫组织等专门机构，在预防冲突、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国际法与多边机制：从《日内瓦公约》到《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从世界贸易组织到巴黎气候协定，一系列国际法和多边机制为国家间互动提供了规则框架。尽管这些规则时常被违反，但它们确立了行为规范，增加了违规成本，为和平解决争端提供了制度渠道。
区域一体化实践：欧盟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区域一体化实验。它将历史上战火不断的法德等国整合进共同市场、共同货币和共同法律框架，使战争“既不可想象，也不可能发生”。尽管面临英国脱欧、民粹主义抬头等挑战，但欧盟模式仍为其他区域提供了重要参照。
预防性外交与和平建设：当代冲突预防不仅关注危机爆发后的调停，更注重冲突根源的治理。通过发展援助、能力建设、公民社会培育、对话平台搭建等方式，在冲突爆发前化解矛盾，已成为国际和平行动的重要转向。联合国“维持和平”正逐步向“建设和平”深化。
五、经济相互依存：和平的商业逻辑
孟德斯鸠曾言：“商业的自然效果是带来和平。”现代研究证实了这一洞见：经济相互依存能够降低国家间冲突的可能性。这并非因为商界人士比政客更热爱和平，而是因为战争会破坏供应链、损失市场份额、摧毁基础设施，对商业利益造成直接损害。
全球化使得国家间的经济联系空前紧密。一件普通商品可能包含来自十几个国家的零部件；一次国际供应链中断可能影响全球数百万人的生计。这种“一损俱损”的相互依存关系，客观上增加了冲突的成本。有研究表明，贸易伙伴国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概率显著低于非贸易伙伴。
当然，经济相互依存是一把双刃剑。过度依赖也可能成为战略弱点，特别是在地缘政治紧张时，经济联系可能被“武器化”。2020年代国际贸易体系出现的“去风险化”趋势，正是各国在“相互依存的安全”与“战略自主”之间寻求新平衡的尝试。健康的全球经济关系应该是相互依存但不对等依赖，开放但有韧性的。
六、文化对话与民心相通：超越“文明冲突论”
1990年代，塞缪尔·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预言冷战后的世界冲突将主要发生在不同文明之间。三十多年过去，这一预言并未完全应验，但文明间误解、宗教间紧张、民族间偏见，仍是冲突的重要诱因。
打破“文明冲突”魔咒的关键在于促进跨文化对话与民心相通。这包括：
教育领域的改革：历史教科书如何叙述他国与异文化，直接影响下一代的世界观。引入多视角历史教学，客观呈现不同文明的贡献，批判性反思本国历史中的不义，是培养全球公民意识的基础。
人文交流的深化：留学生交换、学者互访、艺术家驻留、旅游往来，这些人与人直接接触的机会能够打破刻板印象。研究显示，有过深度跨文化体验的人，对异文化的态度更加开放包容。
媒体责任的担当：媒体在塑造公众对他国认知方面作用关键。追求轰动效应的“冲突框架”报道，容易强化偏见；而深入全面的“理解框架”报道，则有助于搭建桥梁。媒体需要平衡报道真相与促进和解的双重责任。
共同叙事的创造：人类共享着许多基本关切——对健康的追求、对子女的爱、对美的欣赏、对正义的渴望。聚焦这些共同人性，创造超越国界的共同叙事（如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保护世界遗产），能够培养“人类一家人”的意识。
七、科技的双刃剑：从战争工具到和平利器
科技从来不是价值中立的，它在战争与和平之间扮演着矛盾角色：
军事科技的悖论：核武器是科技用于战争的最极端例子。它产生了“相互确保摧毁”的恐怖平衡，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大国间的直接战争，但核扩散、核事故、核恐怖主义的风险始终存在。网络武器、人工智能军事化、自主武器系统等新兴技术，正在改变战争形态，带来新的伦理与安全挑战。
和平科技的潜力：另一方面，科技也可成为和平的强大助力。互联网促进了跨国界的人际连接与信息自由流动（尽管也带来了虚假信息和网络攻击）；社交媒体在阿拉伯之春等运动中放大了民众呼声；区块链技术可提高援助透明度；遥感与大数据有助于监测冲突早期预警信号；数字外交为对话提供了新平台。
科技治理的迫切性：面对科技的双重用途，国际社会急需建立相应的治理框架。在人工智能领域，已有学者和公民社会呼吁制定“禁止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的国际条约。在网络空间，联合国政府专家组正在探讨负责任国家行为规范。科技向善需要前瞻性的伦理思考、包容性的规则制定和多利益攸关方的共同参与。
八、个人的力量：和平从“我”开始
世界和谐看似宏大遥远，实则始于每个人的选择与行动。甘地名言：“欲变世界，先变其身。”和平建设不仅是国家与机构的责任，也是每个公民的功课。
培养和平心态：和平始于内心。当我们能够管理自己的愤怒，理解不同的观点，在分歧中保持尊重，我们就在生活中践行了和平。正念练习、非暴力沟通、同理心培养，都是个人可以发展的和平能力。
参与公民社会：加入或支持致力于和平、人权、跨文化理解的民间组织。公民社会的壮大，能够形成独立于政府与市场的第三种力量，监督权力，弥合分歧，推动对话。历史上，从南非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到北爱尔兰的和平进程，公民社会都发挥了关键作用。
进行困难对话：在社交媒体极化、信息茧房固化的时代，主动与观点不同者进行尊重、理性的对话，尤为珍贵。这需要勇气、耐心与技巧，但每一次成功的跨越分歧的对话，都是对“非人化”趋势的抵抗。
教育下一代：父母和老师如何与孩子谈论冲突、暴力、差异与和解，将塑造未来的社会。教给孩子冲突解决技能，培养他们的全球意识，鼓励他们成为和平的缔造者，是对未来最重要的投资。
九、应对新挑战：21世纪和平建设的前沿议题
21世纪的和平建设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挑战：
气候冲突的威胁：气候变化通过资源短缺（水、耕地）、极端天气事件、海平面上升等方式，加剧社会脆弱性，可能引发或恶化冲突。萨赫勒地区的冲突、叙利亚内战的爆发，都有气候变化的因素。应对“气候-冲突关联”需要整合和平建设与气候适应策略。
数字时代的极化：社交媒体算法往往优先推送引发情绪反应的内容，加剧了社会极化。虚假信息、仇恨言论的病毒式传播，可能在线下引发暴力。如何在不损害言论自由的前提下管理数字空间，是各国共同难题。
不平等的恶化：全球范围内，国家内部与国家间的不平等在新冠疫情后进一步加剧。严重的不平等不仅是社会正义问题，也是安全问题——历史上，大多数内战都发生在高度不平等的中等收入国家。没有经济公正，就难有持久和平。
未来的希望之光：尽管挑战严峻，但希望依然存在。全球青年气候运动展示了新一代的行动力；数字行动主义为草根动员提供了新工具；社会企业家正在用商业模式解决社会问题；越来越多的企业将ESG（环境、社会、治理）纳入核心战略。这些自下而上的力量，正在重塑和平建设的图景。
结语：选择和平，就是选择未来
“世界和谐，远离战争”——这八个字承载着人类最古老的渴望与最迫切的现实需求。它不是天真的幻想，而是基于对人类历史深刻反思的理性选择；不是强求一律的平静，而是“和而不同”的共生；不是一蹴而就的目标，而是需要代代努力的进程。
我们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一边是继续陷入“安全困境”的恶性循环：更多的武器导致更少的安全，更多的恐惧导致更多的对抗，最终可能将人类带向不可挽回的灾难。另一边是勇敢选择合作的道路：建立基于共同安全、相互尊重、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投资于预防而非反应，建设和平的文化而非战争的文化。
二战结束前夕，爱因斯坦曾发出警示：“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用什么武器，但第四次世界大战人们将只会用木棍和石头打。”在核阴影依然笼罩的今天，这句话的警告意义丝毫未减。但我们也有理由怀有希望：人类历史上，和平时期的总和已远远超过战争时期；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都更倾向于合作而非冲突；全球化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相连。
最终，和平不是一份可以被赐予的礼物，而是一种需要被共同创造的状态。它始于我们每个人每天的选择：是扩大理解还是加深偏见，是搭建桥梁还是修筑高墙，是投资于人的安全还是武器的积累，是着眼于共同未来还是纠缠于历史恩怨。
在浩瀚宇宙中，地球只是一个暗淡蓝点；在漫长历史中，我们的生命只是短暂一瞬。但就在这短暂一瞬，我们有能力做出选择：是让暴力与分裂定义我们的时代，还是用对话与合作书写新的篇章。选择和平，就是选择承认我们共同的人性，选择对生命的基本尊重，选择对未来的集体责任。
世界和谐或许遥远，但每一步向它的迈进，都让我们的子孙更可能生活在一个免于恐惧、免于匮乏的世界。这漫长而必要的旅程，始于今天，始于此地，始于我们每一个决定——无论大小——朝向理解而非仇恨，朝向连接而非分离，朝向和平而非战争的决定。
四川采编中心 记者：李进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