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初苏东剧变后，海外不少学者纷纷预言，中共将步苏东国家共产党的后尘，社会主义将走向历史的终结。但是中国并没有像他们预言的那样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反而越来越巩固。自200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成功执政的问题是海外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他们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组织建设、党所面临的挑战及未来走向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出版和发表了一系列具有广泛影响的著作和文章，提出了一些值得我们思考的观点。
　　海外学者如何看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设
　　中国共产党现阶段为什么特别重视意识形态建设？德国学者海克?霍尔比格认为，中共重视意识形态建设，并不是因为一些左翼的压力而对党的修辞进行简单的改头换面，而是为了更广泛地应对党的执政合法性面临的挑战。就持续的经济成功和不断提高的生活标准而言，党担心的是未来公民权利和政治参与的要求日益增长；党还有一个担心，即万一经济恶化，党就会陷入执政合法性危机。在日益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的经济中，增长放缓乃至萧条的风险正在加大，随之而来的是国内日益加剧的社会差距。在这种背景下，要解决执政合法性的问题，重构党的意识形态就变成了合乎逻辑的答案。根据党内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广泛共识，调整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适应现代中国社会的需要成为解决国内和国际挑战以及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一个重要手段。
　　西方学者对中国十几年来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和分析，特别重视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理论进行研究。日本学者藤野彰认为，科学发展观的特点是排除经济万能主义，综合考虑环境保护等持续均衡的发展。以人为本代表了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和谐社会集中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目标。美国学者约瑟夫了中共的意识形态发展后得出的结论是：在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中，孔子、马克思、毛泽东和邓小平依然健在，但马克思仍然是导师。无论在何种意义上，我们也不应该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再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
　　总之，大部分西方学者都能积极评价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意识形态创新。
　　海外学者如何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
　　1.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
　　近年来作为党内民主实践而引起媒体和研究者广泛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公推直选制”、“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和“票决制”，这些民主形式主要在地方和基层党组织中实行。日本学者江田宪治认为，这种探索和尝试还是显示了中国民主的进步，应该给予积极的评价。他认为这些民主实验确实体现了党中央的意图。同时，他提出地方基层组织实施党内民主时存在着“悖论”，也就是近年来地方组织对来自党中央试行党内民主制度的意见和要求，存在着巨大的抵触情绪和障碍。因为试行党内民主意味着削弱主要领导者的权力，未必所有的地方党政领导都赞成党内民主的制度化。
　　2.关于吸收新党员
　　印度尼西亚学者伊格内修斯?维博沃研究认为，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确面临着吸收新党员的危机。党披露的统计数据表明，党员人数稳定增长，但与此同时也有关于居民当中存在着对党普遍不感兴趣的报道。党向所有的人群敞开了大门，再也没有吸收新党员所需针对的特定群体。中国共产党党员更加多样化，由各种不同的社会群体构成。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不会对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一是因为私营企业主占党员人数的比例很小，二是因为入党的私营企业主肯定不会占据党的决策位置，一般来说党的资深成员会占据领导位置。
　　3.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党校和领导精英的培养
　　法国学者艾米莉莉唐曾于2001年9月至 12月在中共上海市委党校考察学习，对中共的党校和干部培养进行了观察思考。她分析了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的演变历史，指出党校是反映体制变化的一面镜子。1978年以后党校也随着整个改革开放的进程不断地进行改革。尽管经过了种种改革，党校教学中的意识形态色彩仍然很重，即使在学员感兴趣的实践课中，也或多或少地带有意识形态色彩。干部学员对思想政治课的态度正是当今中国社会的反映；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去意识形态化的进程，日趋平缓的政治运动和政治口号渐渐在社会中淡化。党校同时也是共产主义制度的一面镜子，因为共产党干部职位的升迁离不开党校的培训。党校是政党——国家体制掌控政治精英的工具。尽管党校逐渐向专业化培训发展，但党校的主要职能仍是定期掌握干部的政治教育水平，以及监督这些精英继续与党的路线保持一致，以保持政党——国家体制在中国得到坚持。因此，党校是维持政党——国家体制长久统治的重要机构。